一、 红纸上的“歪”福字
腊月二十九下午，爸在书房裁红纸备写春联。六岁的小侄女菲菲蹭过去，踮脚抓了支毛笔，嚷嚷也要写。爸笑着给她铺开一小张纸。她攥紧笔杆，在砚台里蘸了墨，小脸憋得通红，在纸上画了个大大的圆圈，又在里面重重涂了几笔，最后在“圆圈”下边画了个像梯子似的图案。“爷爷，福字！”她举起来，墨汁顺着纸边滴了两滴。那“福”字，圆不像圆，方不像方，笔画全挤在一块儿。爸却像得了宝贝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！这个福字有劲儿，贴冰箱上！”妈特意找了透明胶，把那“作品”端正地贴在冰箱门正中。整个春节，谁开冰箱取东西，看见那团墨疙瘩，都会不自觉地笑一下。那团歪扭的童真，比任何印刷体“福”字都更先抵达春天的门口。
二、 遥控器争夺战与“大合唱”
除夕夜，春晚照例是背景音。爸想看戏曲节目，哥想找小品回放，菲菲的动画片时间到了，几个遥控器在茶几上被不同的人“捷足先登”。眼看要陷入往年那种小小的“频道拉锯”，妈从厨房探出头：“都别争了！过来，面醒好了！”一家人围到餐桌旁，领了各自的面团。接下来的半小时很安静，只有揉面、擀皮、塞馅儿的窸窣声。不知谁先起的头，跟着电视里一首老歌哼了起来，声音不大。接着，爸用他有点跑调的嗓子接上了下一句，哥也低声跟着和。菲菲捏着面皮，咿咿呀呀地学着旋律。没有指挥，没有预定，一家老小，在面粉飞舞的空气里，完成了一场即兴的、参差不齐的“厨房合唱”。那一刻，戏曲、小品、动画片都不重要了，那混着走音与笑音的哼唱，才是我们家的专属“春晚”。
三、 阳台上的“秘密会议”
年初二，午饭后，妈和嫂子在厨房收拾。爸朝我和哥使个眼色，我们仨默契地溜到阳台，还顺手带上了玻璃门。阳台有点冷，但阳光很好。爸从棉袄内兜里掏出用红纸包好的两个信封，递给我和哥：“拿着。你妈非说要等晚上给，我寻思现在清净。”那是给我们的压岁钱，哪怕我们都已工作多年。哥笑嘻嘻接过，却也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个新烟盒大小的深蓝绒布盒，塞给爸：“最新款的蓝牙耳机，听戏用，不吵人。”我则变魔术般从毛衣袖子里抽出一小卷画轴，是请朋友仿的爸年轻时最爱的那幅《松鹤图》，旧的那幅十年前搬家时损了。爸愣了一下，眼睛在阳光下眯起来，笑得皱纹深深。我们三个男人，在阳台上快速完成“交接”，又迅速把“赃物”各自藏好，像完成了一场地下交易。回到客厅，妈疑惑：“你们爷仨在阳台嘀咕啥，这么久？”我们异口同声：“晒太阳！”然后互相看看，憋不住乐。阳光把每个人的侧脸都镀了层暖金。
四、 行李箱的“超载”
假期最后一天，我的行李箱摊在客厅地上。妈往里塞东西：真空包装的腊肉、自家灌的香肠、一罐罐腌好的酱菜、晒干的枣子……“够了妈，箱子合不上了。”我试图阻止。她不听，又从冰箱顶层拿出冻好的饺子、包子，用好几层塑料袋包好：“这个快，你晚上下班煮煮就能吃，比外卖强。”箱子被塞得鼓鼓囊囊，拉链勉强拉上。爸默默走过来，手里拿着那卷我送他的画：“这个，还是你带去挂你那边吧。我这儿有手机，能看图片。你那边墙上空，挂上，像个家。”他把画轻轻放在箱子最上面。我鼻子忽然有点酸，没再拒绝。拉起箱子，沉得几乎提不动。这重量，是能砸疼脚背的实在，也是能压住漂泊的安心。我知道，这里面装的不是腊肉香肠，是能把异乡的厨房，瞬间变成故乡分号的“魔法材料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