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4月12日，富兰克林·罗斯福总统突然病逝，副总统哈里·杜鲁门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继任。摆在他面前的，是一个战争尚未结束、内外局势错综复杂的美国。他接手的不只是总统职位，更是一连串几乎无人能提前预料的艰难抉择。
杜鲁门首先面对的是结束战争的挑战。当时，欧洲战场已近尾声，但太平洋战争仍在惨烈进行。摆在桌面上的是进攻日本本土的“没落行动”计划，军事预估美军伤亡可能高达百万。与此曼哈顿计划已接近成功，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级武器——原——即将问世。杜鲁门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基于有限且不一定准确的情报，做出终结战争方式的最终决定。他组成了一个临时委员会，听取了军方、科学家和政治顾问的多方意见，核心争论点在于是否需要对日本使用原。有人认为展*力即可，有人主张必须实战以震慑。杜鲁门最终拍板，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。这个决定迅速结束了战争，但也将人类带入了核时代，其道德争议和历史重量，至今仍压在他的遗产评价上。
战争刚结束，全球格局的裂缝立刻显现。与战时盟友苏联的关系急转直下。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样对斯大林抱有某种战略信任，他对苏联在东欧的扩张更具戒心。当希腊陷入内战，英国无力继续援助而求助于美国时，杜鲁门意识到，这是与苏联对抗的前线。他没有退缩，而是在国会发表了著名演说，提出了“杜鲁门主义”。他宣称，世界已分为两种生活方式，美国有责任支持自由人民抵抗外来压力。这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从战时合作转向了全面的冷战遏制战略。这个抉择，奠定了此后近半个世纪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石。
国内战场同样棘手。罗斯福留下的“新政”遗产面临战后调整，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企图反攻倒算。*浪潮席卷全国，从钢铁、煤炭到铁路，经济面临转型阵痛。杜鲁门展现了与外交强硬不同的另一面：他试图继承并扩大罗斯福的自由主义议程，提出了包含全民医保、民权立法等内容的“公平施政”纲领。这遭遇了国会保守联盟（尤其是南方人）的猛烈。他的大部分国内改革提案都未能通过，这让他深感挫折。但在民权问题上，他做出了超越时代的抉择：1948年，他顶着巨大政治风险，签署了行政命令，废除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。这一举动使他失去了南方部分选民的支持，却为后来的民权运动开辟了道路。
1948年大选，几乎所有的民意测验和报纸都预测他会输给共和党的托马斯·杜威。杜鲁门却选择了“战斗”，开始了那场著名的“ whistlestop”全国巡回竞选列车演讲。他直面人群，以直言不讳甚至尖刻的语言抨击“无所事事的国会”，将自己塑造成为普通民众对抗特权集团的斗士。最终，他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惊人的选举翻盘之一。这场胜利，是他个人政治韧性抉择的胜利，也暂时保住了新政联盟的延续。
杜鲁门时代的抉择，始终贯穿着一种特点：在信息不完全、时间紧迫、后果巨大的压力下，由一位自认“普通人”的总统做出直接、有时甚至粗糙的决定。他没有罗斯福的贵族气质和演讲魅力，常常被精英轻视，但他拥有中西部人特有的务实、果断和一种“责无旁贷”的朴素信念。他的抉择塑造了战后世界的基本轮廓——冷战的两极格局、核威慑的现实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确立，以及国内民权运动的伏笔。他的总统生涯，本身就是一场从意外接替者到真正决策者的转型挑战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，每一个抉择都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进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