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开进大杨树镇的时候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原先那条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主街，铺成了平整的柏油路，两边挤满了崭新的商铺招牌，花花绿绿的。只有远处那几排熟悉的老杨树，还顶着浓密的绿冠，在风里哗啦啦地响，像在提醒我，是这儿，没走错。
我此行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回大杨树一中看看。毕业整十年，班群里偶尔有人发几张模糊的老照片，总能炸出一片唏嘘。这次出差路过，说什么也得来一趟。
学校的大门果然换了。记忆中那两扇锈迹斑斑、需要合力才能推开的铁门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电动的伸缩门，门柱上贴着光洁的瓷砖，“大杨树镇第一中学”几个铜字闪闪发亮。我站在门口往里望，操场铺上了塑胶跑道，红绿相间，格外醒目。我们那会儿，可是标准的“黄土高坡”，跑个步尘土飞扬，下雨天则变成“沼泽地”，总有哪个倒霉蛋一脚踩进泥坑，白球鞋瞬间报销。
门卫室里是个陌生的大爷，警惕地打量我。我说明来意，毕业十年的校友，想进去看看。大爷摆摆手：“上课时间，不好进。你要是找人，我打电话。”我谁也不想惊动，就说那我在外面看看。
沿着围墙慢慢走，走到东南角，我停住了。这里墙根下的杂草丛，是我们当年“探险”的秘道。围墙有一处砖头松动了，能掰开一个口子，刚好够一个瘦削的身躯钻过去。逃过自习课去买烤串的，偷溜出去打台球的，还有晚自习后悄悄约会的小情侣，都从这里经过。我蹲下身仔细看，那片砖墙早已修补得严严实实，连痕迹都没留下。只有几丛狗尾巴草，在风里轻轻摇晃。
教学楼粉刷成了明亮的米黄色，窗户都换成了铝合金的。我努力寻找我们高三那间教室的窗口。三楼，从东边数第二个。对，就是那个窗口。课间十分钟，我们总爱趴在那里，看楼下的人走来走去，评论谁的自行车最新款，或者对着隔壁班走过的某个身影起哄。窗台边，我还养过一小盆仙人掌，后来忘了浇水，枯死了。现在，那个窗口紧闭着，窗帘是统一的淡蓝色。
我绕到教学楼后面，那片小树林居然还在！只是树长高长密了许多。午后的阳光透过枝叶，在地上洒下细碎的光斑。这里曾是我们的“百草园”。背书，聊天，分享藏在书包深处的漫画书，或者什么也不做，就躺着看天。我记得有一棵歪脖子树，树干上刻了不少名字和“誓言”，如今都被粗糙的树皮包裹得看不清了。我伸手摸了摸那粗糙的树皮，凉凉的。
一阵清脆的下课铃声响起，不是我们当年那种刺耳的电铃，是舒缓的音乐铃。不一会儿，教学楼里涌出蓝色的“河流”——是穿着统一校服的学生们。他们奔向操场、小卖部，打闹着，欢笑着，声音清脆嘹亮。我看着他们鲜活的面孔，突然有点恍惚。十年前，穿着褪色运动校服的我们，也是这样奔跑、说笑，觉得未来远在天边，日子长得没有尽头。
一个抱着篮球的男生跑过，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有些好奇，大概在想这个不上班的陌生人在这儿发什么呆。他不知道，我看着他，就像看着十年前的自己。
我最终没有尝试联系任何一位老师。听说老校长退休了，班主任调去了市里，英语老师好像随儿女去了南方。他们都很好，但见面说什么呢？报告我这平凡的十年？还是追忆那些他们都教过无数遍的题目？有些东西，或许只适合留在记忆里独自回味。
离开前，我去校门口那家“老地方”文具店看了看。店主竟然还是那位总是笑眯眯的阿姨，她老了很多，头发花白了，但居然还认得我。“哟，是不是以前常来买‘真彩’笔的那个？瘦高个儿！”我惊讶地点点头。她说店也要关了，儿子接她去市里带孙子。“你们那届的孩子，偶尔也有回来的，站门口看看，拍张照就走。”她给我拿了瓶水，硬是不收钱。
夕阳西下，我把车开上了镇外的小山坡。从这里能望见整个校园，安安静静地卧在杨树的怀抱里，崭新的楼房，鲜艳的跑道。它不再是记忆里那个有些灰扑扑、设施简陋的样子了。它变好了，变新了，这应该高兴。我的母校，就像这个小镇一样，在往前走。
只是我心里那个有着生锈铁门、黄土操场、秘密墙洞和歪脖子树的大杨树一中，那个承载了我所有躁动、迷茫、汗水和最单纯快乐的地方，它确实不在了。它被时间妥帖地收藏了起来，藏在了每一个像我一样归来寻迹的校友心里。车子发动，后视镜里，那片杨树林越来越远，依旧哗啦啦地响着，像一场经年的雨，下在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