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去的二十年，中国一直在跟美国的三任总统打交道。今天到了耶鲁大学我才知道，其实它只跟一所学校打交道。耶鲁大学毕业生的水准也并不是很平均。这个略带调侃的开场，其实为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，定下了一个基调：个人的微小叙事，总是被编织进国家与时代巨大的经纬之中。
我要讲的第一个年份是1968年，我出生那年。那一年世界很乱，马丁·路德·金先生遇刺了。虽然他那句“我有一个梦想”站了起来，但对于遥远东方的中国，对于一个内蒙古边疆小城的孩子来说，这个词过于陌生。中国与美国的距离，不亚于月亮与地球。我的梦想？我只关心我是否可以吃饱。我的出生，似乎对当时的中国和世界来说，都“非常不是时候”。
十年后的1978年，我十岁。家庭接连遭遇变故，父亲和爷爷相继去世，母亲用每月不到十美元的工资拉扯我们兄弟。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，只觉得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。就在我个人世界最灰暗的这一年，国家命运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转折。1978年12月16日，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；两天后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。历史就这样，将一个可怜的家庭与两个伟大的国家戏剧性地交织在一起，当时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。
又一个十年，1988年，我二十岁。通过高考，我从边疆小城来到了北京，成为一个大学生。高考制度或许有缺陷，但它给了无数像我一样的普通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。也正是在这个十年，美国从一个遥远的“美”口号，变成了我生活中的具体细节。我第一次喝可口可乐，觉得它味道像中药，却奇妙地感觉中美两国如此接近。我开始狂热地喜欢摇滚乐，喜欢那时“还长得比较漂亮”的迈克尔·杰克逊。而中国，在改革十年后，正尝试放开商品价格，向市场经济迈出关键一步，尽管引发了全国性的抢购。那一年，又一位耶鲁校友成了美国总统。
1998年，我三十岁，成了央视新闻主持人和一个一岁孩子的父亲。责任的视野从自身扩展到了下一代。那一年，中美关系的大事是克林顿总统访华。我主持了他在和北大的两场开放活动的直播。克林顿后来感慨，直播让中国受到表扬，美国却受到了批评。我则在直播结束时说：“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来说，面对面永远要好过背对背。” 同样在这一年，我开上了人生第一辆车，这种个人的喜悦，是过去不敢想象的“中国梦”的细微注脚。
时间来到2008年，我四十岁。奥运之年，“梦想”这个词被美国人（因为奥巴马）和中国人同时高频提起。我们期待已久的北京奥运会和神舟七号航天员太空行走，都是宏大梦想的实现。但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，让八万个生命逝去，也让整个民族刻骨铭心地认识到：梦想很重要，但生命更重要。正如马丁·路德·金的倒下让他的梦想站得更高，这场苦难也让中国人对梦想的理解更为深刻和厚重。在北京奥运会直播中度过四十岁生日的我，清晰地感受到，自己从一个边疆看不到希望的孩子，到能参与并传播人类欢聚的新闻人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、关于梦想的故事。这一年，中美两国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。
我的故事讲完了。从1968年只关心吃饱饭，到2008年站在全球瞩目的舞台中央讲述中国，这四十年，是我个人从无梦到有梦、从卑微到开阔的四十年。这条个人轨迹，恰恰与中国重新打开国门、融入世界、经济腾飞、民族自信重建的历程严丝合缝。这不是一个宏大的口号，它属于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。当我说中文的“我有一个梦想”时，它背后是千万个家庭命运改变的集合，是一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从生存到发展的集体叙事。这曲时代回响，既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交响，也是一个中国记者试图向世界说明的、朴素而真实的“中国故事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