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同口那棵老槐树又开花了，香气幽幽的，混着傍晚的炊烟，飘得满街都是。李伯摇着蒲扇，坐在树下的小马扎上，隔壁陈家的小孙子跑过来，举着断了线的风筝，气呼呼地告状：“风坏！线也坏！”李伯接过来，眯着眼，手指在竹篾和棉线间慢慢捋着，不急不躁。搁六十岁前，他大概会皱眉，嫌孩子吵闹，嫌事情麻烦。可现在，他只觉得那撅着的小嘴、红扑扑的脸蛋，连同这没由来的懊恼，都透着股鲜活的热气。耳朵里听着孩子的抱怨，心里却像这槐花香，静得很，也宽得很。这便是他的耳顺之年了。
“耳顺”这个词，听着就有一股子温润的包容劲儿。它不是听而不闻，更不是凡事点头。早些年，李伯可不是这样。在厂里当车间主任时，机器轰鸣声大，他说话声更大；谁的意见不合，他能争得脸红脖子粗。耳朵像装了筛子，只拣自己顺心的听，不顺心的，要么顶回去，要么就成了心里的疙瘩。那时候的“听”，是为了辩驳，为了压服，耳朵连着的是嘴唇和脾气。
退休头几年，清静是清静了，反倒有些不自在。街坊议论，儿女家事，偶尔传进耳朵，心里还免不了评头论足一番，暗暗生出些是非判断。转折点大概是从带小孙女开始的。小丫头话多，问题更多，从“为什么蚂蚁排队”问到“云彩会不会疼”。开始他还试着用大人的道理去解释，后来发现，她需要的不是标准答案。他学会了只是听，听那些稚气话语里的惊奇与想象。听着听着，他心里那些坚硬的、用来评判的框框，好像慢慢软化了。
如今，他觉得自己这双耳朵，真像是被岁月打磨过了。听人说话，尤其是那些激烈的、委屈的、偏颇的言辞，声音背后的东西，反而清晰起来。就像上个月，楼下老张为停车位和人争执，话赶话地说得很难听。旁人听得直摇头，李伯却听出了老张那话里藏着的，是刚查出高血压的惶然，是怕自己老了、不被当回事的慌张。他过去拍拍老张，递了根烟，没说谁对谁错，只聊了会儿最近腰腿怎么样。话头一绕，气也就慢慢散了。这不是和稀泥，这是听懂了“音”，也听懂了“心”。耳顺之年的听，是用心做共鸣箱，让所有声音，包括那些尖锐的，都能落下，析出它本来的质地。
这份“顺”，更顺着时光，顺着生命的来去。春天老友们相约去公园，走得比往年慢了，赏花的时间却长了。不再争辩哪株牡丹最艳，而是看着一群穿汉服的年轻人嘻嘻哈哈地过去，觉得那热闹也好。谁提起某个故人的名字，沉默一会儿，也能淡淡接一句：“他那会儿啊，最爱喝明前的龙井。”哀伤还有，但不再是汹涌的浪，而是沉在湖底的沙，有了分量，也成了风景。他开始听得懂风的语言、花的开谢、孙儿辈手机里传出的陌生旋律所代表的时代节奏。世界的声音变得多层次，他不再急于抓住什么，或排斥什么，只是安然地处在各种声音的交汇处。
夜里，他常坐在书桌前，就开一盏台灯。窗外市声依稀，屋里钟摆滴答。这寂静本身，也是一种声音，一种醇厚的、充满回响的声音。他仿佛能听见自己这一生的声音——青春的激昂、中年的奔波、如今的平和——像不同的声部，终于汇成了一支不算完美却和谐的交响。耳顺之年的智慧，或许就是这终于到来的内心和解与辽阔。它不意味着思维的停滞，而是像老槐树的年轮，每一圈都包容着过往的风雨，沉静地向着天空生长。生命的回响，就在这聆听之中，沉淀为一片安详的海，纳百川，映日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