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到春天，巷口老槐树的枝桠还没冒全绿芽，我们的心就跟着天上的风一起飘起来了。那时我们管风筝不叫风筝，叫“纸鸢”，觉得这名字又文气又响亮，配得上它飞得那么高的派头。
扎纸鸢是顶要紧的大事，比写作业认真一百倍。堂屋的八仙桌被我们占领，爷爷眯着眼，用他那杆老烟袋比量着竹篾的长短。我和表哥屏住呼吸，看他粗糙的手捏着小刀，吱吱地削。篾要削得匀，中间厚两边薄，才有韧劲。竹子的青气混着爷爷烟袋锅里的焦香，成了童年春天独有的味道。糊上从学校门口买的绵纸，那纸又薄又透光，我们总忍不住先对着太阳照一照。最后一道工序是画。我的“大作”通常是一条歪歪扭扭的大鲤鱼，用蜡笔涂得红红绿绿，再描上两笔胡须，便觉得它马上要活过来，飞到天上去跳龙门了。
最快乐的还是放。巷子窄，风被两边的屋檐挤成一股子一股子的，狡猾得很。我们举着纸鸢，从巷尾一路狂奔到巷口，非得跑得嗓子冒烟，那“大鲤鱼”才肯晃晃悠悠地升上去一点。表哥是高手，他放他的“老鹰”，线拐子在他手里收放自如，像个大将军。我的“鲤鱼”总不太争气，不是一头栽进王奶奶家的丝瓜棚，就是挂在李叔叔门前那根歪脖子电线杆上。为这，我没少挨骂，也没少踩着表哥的肩膀，去够那些挂在枝头的、破了的梦。
有一回，我的“鲤鱼”终于争了口气，趁着一阵大风，嗖嗖地往上窜，线轴哗啦啦地转得我心慌。它越飞越高，高到成了一個小黑点，棉线绷得像琴弦，嗡嗡地响，仿佛在唱一首遥远的歌。我仰着头，脖子酸了也不舍得低下，忽然觉得不是风筝在飞，是我的整个心都被那根细细的线拽着，飘在蓝得透亮的天空里了。地上的巷子变窄了，屋顶的瓦像一片片灰黑的鱼鳞，而我自己，好像也要跟着飞起来。
后来，巷子拆了，槐树没了，广场上卖的都是塑料的、印着卡通图案的威风凛凛的大风筝。我试过一次，它很容易就飞起来了，稳稳地停在半空，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哦，是少了那股从巷尾冲到巷口的、不管不顾的疯劲儿，少了那栽进丝瓜棚的懊恼，少了棉线划过手指微微的刺痛，和仰头仰望时，那灌进脖子里、清冽又温柔的春风。
那根线，终究是断了。纸鸢飞走了，它把那段笨拙而快活的时光，也一并带去了云朵的深处。只剩旧巷的风，还在记忆里，年年拂过春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