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屋阁楼的那个檀木箱子，我是多年后才敢打开的。箱盖上积着灰，锁扣已经锈住了，我用螺丝刀费劲地撬开时，“嘎吱”声像一声悠长的叹息。最先闯入眼睛的，是那条褪了色的红领巾。
我把它摊在掌心，布料脆得几乎要裂开。三年级那个夏天，我把红领巾弄丢了，急得坐在操场边哭。同桌的玲玲一声不响地把自己的解下来，叠得方方正正塞给我：“我哥还有一条旧的，我先用他的。”第二天，她果然系着一条洗得发白的旧红领巾，边缘都起了毛球。后来我们上了不同的初中，渐渐断了联系。去年偶然听说，她嫁到了北方，生了一对双胞胎。我把红领巾轻轻贴着脸颊，仿佛还能闻到那年操场上阳光和青草的味道，那种气味，叫再也回不去。
箱底压着一沓泛黄的信纸，是钢笔写的，蓝黑墨水已经晕开些。那是高考前半年，我和后排的男生偷偷传的纸条。我们约好考同一所大学，他在信里写：“听说那里的樱花很有名，春天我们一起去看。”后来我考上了，他却没有。最初还通了几封信，他说在复读，压力很大。再后来，信就断了。大学四年，樱花开了又谢，我总是一个人去看。毕业离校那天，我在樱花树下站了很久，风一吹，花瓣落在肩上，我突然想起他信中那个没画完的句号。那些没有寄出的回信，现在还躺在箱子里，字迹稚嫩得像另一个人的手笔。
还有一枚纽扣，墨绿色的，是从父亲一件旧中山装上掉下来的。父亲走得突然，心肌梗塞，从发病到离开不到两小时。整理遗物时，母亲哭得几乎昏厥，我愣是一滴泪没掉，只是机械地收拾着。这件中山装是父亲最体面的衣服，只有重要场合才穿。纽扣松了，他总说：“哪天得缝缝。”可那天永远没来。我把纽扣紧紧攥在手心，金属的边缘硌得生疼。现在每次遇到难事，我还会下意识地摸口袋，好像那枚纽扣还在里面，好像父亲还会推门进来，用胡茬蹭我的脸：“丫头，爸回来了。”
最底下是一张卷了边的贺卡，手工做的，画着歪歪扭扭的蛋糕和蜡烛。那是七岁生日，父母吵架冷战了半个月，家里冷得像冰窖。生日那天放学回家，桌上竟放着这张贺卡，是爸爸的笔迹：“给我们的宝贝。”妈妈在旁边用红笔画了颗小心。那晚我们吃了面条，爸爸还唱了跑调的生曰歌。后来他们还是分开了，这张贺卡成了记忆里最后一个完整的家的模样。现在他们都各自有了新的家庭，对我很好，可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生日。
合上箱子时，夕阳正斜斜地照进阁楼，光柱里尘埃飞舞。这些零零碎碎的旧物，每一个都连着一段往事，一个故人，一些再也说不出口的话。它们散落在时光的各个角落，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贝壳，捡起来贴在耳边，还能听见当年那片海的呜咽。我把箱子重新推回角落，知道下次有勇气打开，又不知是多少年后了。有些东西，封存不是忘记，而是因为记得太深，深到必须用岁月包裹起来，才敢偶尔触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