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陈总是说，他这辈子的路，是被两条“蛇”和一条“龙”给岔开的。他说这话时，正蹲在自家老屋的门槛上，眯着眼看远处山脊上游走的暮云，手里那杆黄铜烟锅吧嗒吧嗒，映着西天最后一点残红。
第一条“蛇”，是一九六五年的乙巳蛇年。那会儿他十九，是镇上中学里拔尖的学生，墨水瓶里泡着大学梦。通知书没等来，等来了一纸“支援边疆”的动员令。站长念名字时，嗓音像被砂纸打过。老陈记得月台上，绿皮火车像一条巨大的钢铁长虫，吐着白蒙蒙的汽，把他和几百个同样年轻的“种子”，一股脑吞进了茫茫西北。风沙很快磨糙了脸，也磨钝了憧憬。他在信里写：“这里的天真阔，星星像冻住的盐粒。”他没写的是，冻土攥着铁镐，虎口震裂的血混着沙，第二天就结了硬痂。岁在乙巳，命运打了个急促的滑，把他从笔直的轨道上，甩进了一片未曾料想的荒原。
日子是压路机，能把任何棱角碾平成习惯。他在戈壁滩扎了根，娶了同样被“分配”来的纺织女工，生了娃。皱纹爬上眼角，像干涸河床的裂纹。他以为人生就这样了，直到第二条“蛇”游进他的岁月。
一九七七，丁巳蛇年。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，像一颗烧红的炭掉进冰水里，滋啦炸响。那颗埋了十二年的种子，被这声响雷惊动了，在胸腔里左冲右突。夜里，他翻出裹在帆布包最底层、已经脆黄的高中课本，就着十五瓦灯泡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啃。妻子在隔壁纺纱，嗡鸣声陪他到深夜。考场设在县中学，走进去时，他觉得自己像一块被风化的石头，滚进了年轻的、喧腾的河流。成绩不错，够得着省城的师范学院。可握着录取通知书，他看着身后沉默的妻子和懵懂的孩子，看着刚分了责任田、冒出星点绿意的戈壁，那纸忽然重得烫手。那一夜，戈壁的风很大，吹得窗户纸哗哗响，像许多双手在翻动书页。天亮时，他把通知书锁进了那个帆布包。岁序丁巳，命运再次吐信，他却选择了留在原有的辙痕里。那条通向另一种可能的路，在风沙那头，静静亮了片刻，又黯下去。
然后，龙来了。
二〇一二，壬辰龙年。儿子在深圳打拼多年，要接他们老两口去“享福”。离开那天，他最后一次给屋后的沙枣树浇水。火车不再是当年吞没他的绿皮长虫，而成了一条银白色的、静默疾驰的龙，穿过隧道，跨越江河，把戈壁滩远远抛成一道模糊的黄线。深圳的楼那么高，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目的光，他时常觉得晕眩。儿子带他去海边，他第一次看见真正的、蔚蓝而无垠的大海，而不是戈壁上幻影般的海市蜃楼。潮声阵阵，他忽然想起戈壁的风声，原来它们有那么一点相似，都是一种巨大的、吞没一切的呼吸。
如今，他蹲在老家重修的门槛上——儿子出资把老屋翻新了，却终究没人长住。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少，年轻的面孔陌生着。山脊还是那道山脊，云也依旧游走。他忽然明白了，乙巳那条“蛇”，是猝不及防的转折，把他抛向命定的荒原；丁巳那条“蛇”，是深夜烛火般的邀约，他选择了背负已有的重量；而壬辰那条“龙”，是迟来的、强力的托举，将他连根拔起，安放在一片崭新却失重的土壤。
岁在龙蛇，从来不是玄虚的预言。那是光阴打在个人身上的、具体的刻度。龙蛇交替，非关吉凶，而是道路的显现与隐没，是选择背后的得舍与尘埃落定。每一个大时代，都有无数这样的辰光，无数个体命运的轨道，在某个特定的岁序节点，被无形的手轻轻拨动，从此岔开，交错，或并行，或湮没。他这一生，便是被这两蛇一龙，刻画出了深一道、浅一道的轨迹。烟锅里的火早熄了，余温尚在。他磕磕烟灰，起身，关上了老屋那扇厚重的木门。门轴发出悠长的“吱呀——”声，像一声叹息，又像为一段交轨完毕的辰光，落下了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