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太丘与朋友约定好时间一同出行，约定的时间是中午。到了约定的正午时分，朋友却没有出现。陈太丘便不再等待，独自先离开了。在他离开后，那位朋友才姗姗来迟。
当时陈太丘的儿子陈元方才七岁，正在门外玩耍。迟到的朋友见到元方，就问：“你父亲在家吗？”元方回答说：“他等您很久您却没有来，已经先走了。”这位朋友听后十分生气，说道：“真不是君子所为啊！和别人约好了一起走，却丢下别人自己先离开。”面对指责，年幼的元方并没有畏惧，他当即反驳道：“您与我父亲约定的时间是中午。中午您没到，这是不守信用；当着人家儿子的面骂他的父亲，这是没有礼貌。”
友人听完这番话，感到十分惭愧，便从车上下来想拉元方的手以示歉意。但元方头也不回地径直走进了家门，没有再理会他。
这则简短的故事，清晰对比了两种品格的差异。陈太丘身上体现的，是重诺守信的准则。约定是共同制定的规则，他准时赴约，并在等待无果后离开，这是对规则和自己时间的尊重。他的行为并非“无信”，恰恰是信守了“过时不候”的潜在契约精神。而友人的行为，则集中展现了“过”之所在。他的第一个过失是“不信”，未能遵守共同约定的时间，这动摇了人际交往的根基。第二个过失，也是更严重的，是“无礼”。他在意识到自己违约后，非但没有反省，反而在孩童面前怒斥其父，试图将过错转嫁给守约方，这不仅暴露出其缺乏自省意识，更是一种失却风度的失礼之举。
元方的应对，虽出自孩童之口，却掷地有声。他逻辑清晰，依据事实逐条批驳：先指出对方“不信”，再指出对方“无礼”。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，捍卫了父亲的尊严与行为的正当性。最终，友人的“惭”与“下车引之”，是其知错的开始，而元方的“入门不顾”，则并非失礼，而是对原则的坚持——过错方在未真正以恰当方式弥补前，并非一定能立刻获得原谅。这故事生动说明，信义是立身交往之本，失约且不反躬自省，反而责怪他人，只会暴露自身更大的过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