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西头的老钟楼停摆第十年的时候，阿絮把舞蹈教室搬进了它的三楼。
齿轮锈成了化石，巨大的钟面永远指着四点二十八分。灰尘在斜射的光柱里浮沉，阿絮就在这些光柱之间旋转。没有音乐，只有她帆布鞋摩擦木地板的声音，咿呀——咿呀——像钟楼在说梦话。人们都说，那姑娘在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。阿絮听见了，只是笑笑。她不是在等谁，她是在等时间本身疲倦。
对岸新区的霓虹灯每晚准时亮起，隔着一条浑浊的河，把钟楼这边衬得像一张褪色的底片。年轻人都涌去了对岸，那里的舞蹈中心有整墙的镜子和进口的音响。偶尔有迷路的人闯进钟楼，看见阿絮在昏暗中独自抬臂、腾跃、定格，会吓得倒退一步，以为撞见了旧时光里的幽灵。
阿絮的舞没有名字。如果非要叫，大概是“修补”。她在修补一些看不见的裂纹——不是钟楼的墙，是别的东西。她跳被风吹散的云，跳雨滴在窗玻璃上蜿蜒的路径，跳母亲晾晒的被单上阳光蒸腾的味道，跳童年某个午后永远找不到的那颗玻璃弹珠。这些动作，对岸舞蹈中心那些穿着紧身衣的孩子们看不懂。他们学的是如何精准，如何有力，如何征服舞台。阿絮的舞，却在学习如何消散。
收留她的看楼人秦伯，以前是钟表匠。他有时坐在堆满废弃齿轮的角落里看阿絮跳舞，看完了就低头摆弄手里永远修不好的怀表。“你跳的，”有一天他突然说，声音像生锈的发条，“是时间坏掉之前的样子。”阿絮没停，一个滑步，扬起细细的尘。
雨季来的时候，河水漫过了低岸。对岸的喧闹声被水汽滤得模糊不清。阿絮发现西墙渗水了，水渍在墙上泅开，一天一个形状。她开始对着那水渍跳。跳它的蔓延，它的叹息，它最终在墙角凝成一朵黯哑的霉斑。秦伯找来石灰和瓦刀，默默把漏水的地方补上。补好了，阿絮就换一面墙跳。这楼太老了，总有无穷的裂纹和阴影，供她填进自己的动作。
后来连秦伯也走了，去了河对岸养老院。钟楼彻底空了，除了阿絮，和一群在钟楼机械室里安家的鸽子。市政的人来过一次，在门上贴了张“危楼待拆”的通知。橙红色的纸，很快被风吹雨打去颜色，卷了边。阿絮跳舞时经过，瞥一眼，动作都没乱。她跳得更勤了，仿佛想在那张通知生效前，把什么跳完。
拆迁队来的前一天晚上，罕见的月光洗亮了整个钟楼内部。阿絮没有开灯，她在清冷的月光里起舞。这一次，她跳的是“完整”。不是修补，不是弥合，是承认一切裂纹、锈迹、停摆和渗水，本就是这事物本身。她的影子投在高高的穹顶上，巨大，安详，像一个终于走准了时的钟摆。
最后一拍落下时，东边的天际刚刚泛白。第一辆工程车的轰鸣从对岸传来。阿絮脱下磨损的帆布鞋，整整齐齐放在落了灰的钟摆下。她锁上钟楼沉重的木门，钥匙扔进了河里。那声轻响，还没一只鸽子振翅的声音大。
对岸的巨型广告屏正在试播新一天的广告，流光溢彩。没有人看见，一个穿着旧运动服的女子，逆着过河上班的人流，走进了车站。她买了张最早班的车票，目的地不重要。列车开动时，她靠着车窗，闭上眼睛，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。那节奏，既不是钟表的滴答，也不是舞蹈的拍子。是河流，是风，是某种一旦开始，就再也不会停下，但也无需被听见的，独属于自己的韵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