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夏天，黑板角上的高考倒计时撕到“12天”。老班甩出模拟考卷，砸讲台上：“咱们班均分，又是年级第三——稳得挺平庸。”
我瞟了眼自己的排名：第31。不上不下，卡在中游，像卡在喉咙里的一口温吞水。前排“学霸区”翻书唰唰响，后排“躺平区”睡得正香。我好像在哪都不是。
放学路过菜场，腥味混着吆喝劈头盖脸砸来。卖鱼的陈伯光膀子刮鳞，突然抬头吼我：“小子！发什么呆？过来搭把手！”我愣着没动。他啧一声，捞起条胖头鱼按在案上，刀背“砰”地砸下去：“看见没？不动弹的鱼，最先臭！”
当晚我盯着卷子上的红叉走神。数学最后一题明明会，却跳了没写——因为“大家都说难，做了也白费”。手机突然震，陈伯发来张照片：摊位上挂了个手写牌子，歪扭大字写着“本店鱼缸有供氧，活鱼比别家多蹦跶三天”，下面还有行小字：“多蹦跶，肉更鲜。”
我盯着那牌子看了很久。第二天早自习，我搬桌椅挪到了教室最后排的空角落。同桌戳我：“去‘自闭区’修炼啊？”我没吭声，掏出本子开始写：第一行“平庸是什么”，第二行“是跳过的数学题”，第三行“是没递出的演讲稿”，第四行“是说到咽回去的‘我觉得’”。
后来那十二天，我成了班里的“异类”。早读不再跟着齐声念，而是蹲走廊角落背自己整理的冷门古诗文；数学课掐表专攻压轴题，错了就拿红笔在墙上画正字；放学缠着体育老师学引体向上，哪怕每次只能多吊一秒。班长老来劝我：“按模板稳拿基础分不好吗？”我喘着粗气回他：“模板能帮你，也能绑你。”
高考最后一门收卷铃响，我写完作文最后一句。题目是“拒绝平庸”，我写的是卖鱼陈伯的牌子，写十二天里墙上的十七个红正字，写挪到角落那天清晨，窗户外头扑棱棱飞过去的一群灰鸽子——原来它们不是灰色，是逆着光时，翅尖擦出了一道很淡的金边。
出分那天，我比一模高了43分。陈伯在菜场门口逮住我，塞过来一袋活蹦乱跳的小鲫鱼：“拿回去！你那作文题，我闺女跟我说了。”他咧嘴，牙缝里沾片鱼鳞，“我哪懂啥平庸不平庸，就知道——鱼要是认了命，油锅里都不蹦跶。”
那袋鱼在我家盆里扑腾了整整一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