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冬天真冷，风像刀子，刮得人脸生疼。我缩在公交站牌下，跺着脚，等那辆总也不来的末班车。
脚冻得有些发木了。我低头，看见一双洗得发白的旧棉鞋停在我跟前。抬头，是站台边卖烤红薯的老爷爷。他掀开厚棉被盖着的铁桶，夹出一个最大、皮都烤得裂开的红薯，不由分说塞到我手里。“拿着，孩子，捂捂手。”他说，声音沙哑，像被炭火燎过。那红薯滚烫，热度瞬间穿透手套，烫着了我冻僵的掌心，一直暖到心里去。我慌忙掏钱，他却摆摆手，重新裹紧身上的军大衣，望着空荡荡的街口。
橙红的炉火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。我捧着红薯，小心剥开焦皮，金黄的瓤儿冒着腾腾的热气。咬一口，香甜软糯，那股暖流从喉咙一直滑进胃里，又仿佛散到了四肢百骸。风还在吹，可我却不觉得那么冷了。这暖意，不止来自于火，来自于食物，更来自于那毫无缘由、朴素至极的善意。它不轰轰烈烈，却像这寒夜里的炉火，静静地、实实在在地存在着，足以抵御一整个冬天的严寒。
车来了。我上车，回头望。那一点炉火在浓重的夜色里，成了一颗暖黄色的星子，亮晶晶的。我知道，很多年后，我或许会忘记那晚的风有多刺骨，但手心里那份沉甸甸的、滚烫的暖意，我会一直记得。那是人间最寻常，也最珍贵的温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