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师节前一天，我捏着那张皱巴巴的成绩单，在办公室门口来回踱步。数学卷子上鲜红的“67”像一道灼人的疤。李老师叫我放学后来找他，我心里直打鼓，想着肯定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批评。
推开门，却没有想象中的严肃。李老师正伏案写着什么，鼻尖几乎贴到纸上。听到动静，他抬起头，摘下那副老花镜，笑了笑：“来啦？坐。”桌上摊开的，竟是我的卷子，上面密密麻麻满是红笔批注，连我胡乱写下的一个解题步骤旁，都画了个小小的问号。
“这道题，你第二步的思路其实是对的，可惜公式记混了。”他拿起尺子，在图形上比划，“你看，从这里连一条辅助线……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手指因为长期握粉笔，关节略显粗大。讲解完错题，他没有立刻放我走，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封面的本子，很旧了，边角磨得发白。“这是我刚教书那几年，学生们常犯的错题集。”他翻到一页，指给我看，“你看，这个错误，和你今天的一模一样。那时候的学生啊，现在都当爸爸了。”
那一刻，窗外的夕阳正好斜射进来，把他鬓边的白发照得根根分明，也把他手中旧本子上的字迹映成了暖金色。我忽然觉得，那不仅仅是一本错题集，那是一段被时光浸透的、关于“耐心”的具象证明。他守着三尺讲台，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，却把那些稚嫩的错误，像琥珀一样珍藏起来，用来点亮后来者迷茫的瞬间。
教师节当天早上，我第一个冲进教室，把一张自制的贺卡塞进他桌上一大堆精美的礼物盒中。贺卡上没写什么华丽的感谢，只工工整整地抄下了那道题的正确解法。上课铃响，他像往常一样走上讲台，目光扫过那堆礼物，最后落在自己摊开的课本上。开始讲课前，他顿了顿，轻声说：“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教师节礼物。”然后，他笑了，眼角的皱纹像被风吹开的水波。
那一年，我的数学成绩缓慢而坚实地爬坡。每当我想要放弃那些繁琐的步骤时，总会想起那个傍晚，想起那本边角发白的旧本子，想起那道被夕阳照成暖金色的、关于“传承”的习题。我才明白，真正的“特别”，从来不是某一天的鲜花与掌声，而是老师以自身为炬，默默照亮我们某一程山水的那种寻常。那光不炽烈，却足够温暖漫长的一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