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老家，在长江北岸一个不挂地图的小地方。村口有棵老槐树，据爷爷说，他爷爷的爷爷就在那儿乘过凉。树底下有条青石板路，路面上深深浅浅的凹痕，是独轮车经年累月碾出来的。我童年的全部记忆，几乎就是枕着石板路上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和槐树叶的沙沙声入睡的。那时，时光的节奏，是日头从东墙爬到西墙，是稻子从青绿变成金黄，慢得像老牛反刍。
那条青石板路，是村子唯一的“大动脉”。晴天，尘土追着脚后跟跑；雨天，就成了泥浆塘，滑腻得能照见人龇牙咧嘴的怪相。邮递员的绿自行车，一个星期才来一趟，车铃铛一响，半个村子的人都探出头。最热闹的是傍晚，放学的娃娃，下工的大人，都汇聚到老槐树下，说些家长里短、雨水庄稼。空气里混合着炊烟、汗味和田野的气息。世界那么大，我们的日子，就围着这一条路、一棵树，不紧不慢地转着圈。
变化是从路的尽头开始的。先是一阵沉闷的轰鸣，接着，像变戏法一样，一队橘红色的“铁家伙”开了进来。他们说，要修一条真正的水泥路，“村村通”。老槐树被围上了防护栏，青石板被一块块撬起，码在一边。尘土飞扬得遮天蔽日，机器的嘶吼取代了蝉鸣鸟叫。爷爷蹲在门槛上，抽着旱烟，看着忙碌的人群，喃喃道：“路嘛，能走就行了，搞这么大阵仗。”他的旱烟味，第一次被柴油味盖了过去。
新路通车的那个早晨，静得出奇。没有了鞭炮，只有崭新平坦的水泥路面，在晨光里泛着青灰色的光，直挺挺地伸向远方，把村子劈成了两半。老槐树孤零零地站在路中央，成了个环岛。最初的几天，大家像怕踩疼了它似的，小心翼翼地走。可很快，三轮车的“突突”声、摩托车的呼啸声，就填满了这份安静。王婶家的儿子，第一个买了辆小货车，跑起了运输。村头开起了第一家小超市，货架上摆着我们从没见过的零食和饮料。快递面包车每天午后准时出现，送来天南海北的包裹。路，变成了一条湍急的河，载着人和物，哗哗地往外流，也哗哗地往里涌。
老槐树下，渐渐换了主角。午后，不再有摇着蒲扇闲聊的老人，而是几个等着接单的骑手，头盔映着手机屏幕的光。傍晚，放学归来的孩子们，不再追逐打闹，他们聚在一起，比较着谁的运动鞋是更新的款式，或者埋头看着短视频，发出阵阵爆笑。石板路的老凹痕，被水泥彻底抹平，再也找不到来时的车辙。只有那棵老槐树，依然站在那里。春天开花，秋天落叶。只是它的树荫下，不再有漫长的闲话，只有匆匆而过的影子，和短暂停留的、看手机时屏幕的微光。
去年除夕，我陪着爷爷在树下站了一会儿。远处，新修的高速公路像一条发光的带子，不时有车灯划过。爷爷忽然说：“这路啊，是快了。去镇上，以前要走半天，现在一脚油门。可我怎么觉得，从家到你这棵树的距离，倒比以前远了似的。”他拍了拍粗糙的树干，再没说话。一阵风过，树叶沙沙，像是在回应，又像是一声悠长的叹息。我这才发觉，那条承载着独轮车*、邮递员*和无数赤脚温度的旧路，并没有消失。它只是沉到了水泥路的下方，沉到了所有人心照不宣的记忆底层，成了一条隐秘的、仅供回望的归途。而头顶，新事的河流，正以另一种节拍，日夜不停地奔涌向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