藤野先生：
您好吗？
仙台那几年，是我这辈子最灰暗也最温热的日子。冷透的冬天，漏雨的客店，那些“中国是弱国，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”的议论，像冰碴子一样往心里扎。您的出现，是那漫漫长夜里，唯一稳稳亮着的一盏灯。
我记得您为我一一订正的讲义，血管图的偏差，您都用红笔添改过了。您用的不是红墨水，是血，一个异国老师毫无功利的热忱。您担心我不肯解剖尸体，您为我的离去感到悲哀。您那高大的背影，朴素的衣着，缓慢而有力的声调，连同那些密密麻麻的红色笔记，都成了我背上一根看不见的脊骨。
后来我弃医从文，走了另一条路，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您，仿佛辜负了您的期望。我把您的照片挂在书桌对面的墙上，倦怠时，瞥见您黑瘦的面貌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，我便能再点上一支烟，写些为“正人君子”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。您教的学问，我大多还给您了，但您给我的那种东西——那种超越国界的、纯粹的“对人的好意”，我却一直带着，它成了我的一部分。
听说您向人问起：“周君现在怎样了？”先生，我总是不好。我的文章惹怒了许多人，四处走避，但心里那点火总没有灭。我也常常不好，觉得前路茫茫，但一想到这世上还有如您一般，认真、公平、温暖待人的心，便觉得人间究竟值得一走。我那些抗争的文字里，未尝没有您那红笔改正的影子——那是为了校正这世道更深的“偏差”啊。
这么多年，我总想告诉您：您当年对一个孤独青年那点平凡的善意，在他心里长成了一座山。我或许没能成为您期望的那种医生，去救治一个个具体的病人，但您救治了我，让我相信人间有公理，有真情，让我在后来的路上，总想学着您的样子，分一点光亮给在黑暗中行走的青年。
纸张短，心意长。愿您一切安好。
周树人 敬上
一九三五年春